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某地方L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96份，有效率为99％。问卷调查对象情况分布如下：性别比例为女生46％，男生54％；理工科占54％，文史科为46％。所调查学生涵盖L高校16个学院，其中独生子女占44％，党员身份的占6％；年级比例大一至大四学生分别占44％、30％、19％、7％。除研究者自制开发的问卷调查表外，我们还与包括任课老师、辅导员在内的10名高校教职工和因作弊被处分的几名同学进行了访谈。收回的有效问卷录入电脑，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虽然本研究是针对个案大学的质性研究，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所有高校，但研究者通过实际调研得出数据并且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分析，力争使本研究具有“基于场景的外推性”。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总体情况在对大学期间作弊现状的调查中发现，62％的学生表示没有作弊经历（一般来讲，自我报告不端行为的比例低于实际比例，因此L高校有过作弊经历的本科学生可能高于38％）。在38％有过作弊经历的学生中，23％表示作弊过程中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15％被监考老师抓住并进行处理，2％的学生表示几乎每场考试都会有作弊。在对考试作弊这一行为的认识上，35％的学生认为考试作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27％的学生认为作弊现象很普遍但不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20％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是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9％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现象很严重。在访谈中，多位辅导员谈到，学生中普遍流行着“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就灵”，“如果考试不作弊，大学就不完整”，“大学作弊是一门必修课”等观点。大学生主体对作弊行为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评价，作弊行为本身的道德承载下降。通过调查数据和访谈发现，作弊大学生的自我合理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把作弊视为道德问题，认为作弊与诚信无关。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环境侧重于考试的功利性，考试功利性的延续压抑了作弊本身所承载的道德价值，把获得成绩看作最终目标。在这种氛围下，学生对考试的态度发生了畸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张扬，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学生心目中的作弊是“没办法”、“被逼的”、“别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当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发生偏差，外界的一切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在问卷中有这样的题目，“考试被抓后您会采取的行为？”41％的学生会联系任课老师或者阅卷老师希望酌情照顾；17％的学生会首先联系家长，让家长出面找领导说情；16％首先会找辅导员出面说情，26％的学生不采取行为等着学校处理。在访谈中，一位教师谈到，“师友”关系很少存在，现在的学生衡量师生关系就是看给不给高分，每次考试结束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电话，希望给点“关系分”。我们也不会为难学生，一般情况下都会及格。教师出现此类行为是缺乏学术诚信的表现，认为给点“情感分”无足轻重，难以与道德、诚信等相关联。高校多注重对学生道德教育，忽视了教师群体的学术道德、诚信的不间断教育。大学教师是大学的主要施教者，他们的状态将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作弊行为的道德评

2．对作弊行为的态度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设计，您对考试作弊行为持何种态度？64．87％的同学持反对和憎恨态度，22．31％的同学持同情、理解和宽容态度。12．82％的同学持赞同或无所谓态度。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您对正在发生的考试作弊行为作何反应？46％的同学会沉默、打掩护、装作没看见，37％的同学会立刻指出并劝告、批评、检举，17％的同学会在考试后提醒他作弊是错误的。当在考场上您被要求提供“帮助”时，50％的同学会不予理会，断然拒绝；31％的同学会在考场上私下交流一下。在访谈中，辅导员们承认有监考不严的现象，一位辅导员谈到，考场上学生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时，只要不太过分，监考老师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一旦被认定为作弊，处理手续非常繁琐，后期还经常出现其他老师替学生求情，监考老师承担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等等。监考不严，作弊有了萌芽的温床，使得大学生作弊数量增加。问卷中数据统计得出17％的学生表示有过作弊经历，但是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基思－史皮格等人对127名美国大学教师的调查表明，77％的教师认为处理学生作弊是一项非常繁琐艰难的工作。他们披露了出，作弊证据不足时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面对作弊现象，监考老师缺乏预防和处理作弊状况的相关培训，大部分监考老师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作弊，并未遵从学校制定的监考政策处理，使学生存在侥幸心理。

3．大学生的作弊动机问卷中关于作弊动机调查中，67％的学生仅仅为了能够及格；13％的学生为优化分数、提高名次，以便为毕业求职做准备；12％的学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8％为了获得奖学金或学生干部称号。在访谈过程中，多位任课老师和辅导员都有这样的感慨：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一部分学生是贴着录取线进校或者是调剂过来的学生，像英语、数学、物理等连贯性较大的学科，入学前基础就不好，学习起来很吃力；对于上大学后新开的课程，由于学习方法、思维方式与高中时完全不同，找不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因此便逐渐失去学习兴趣。还有一部分学生刚进入大学时缺少压力，学习松懈，玩网络游戏、谈恋爱占用大量时间，导致跟不上老师的上课进度，大一大二考试不抄不及格；到了大三大四，发现落下的知识点太多，不知道从何补起，不作弊便无法取得学分、无法按期毕业。扩招后，新生入学质量普遍下降。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大幅度扩大招生，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1998年的643万人上升至2013年的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更为突出的论争焦点已转移到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上。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如何在扩招过程中保证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马丁•特罗曾指出，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发展过程中，高校将逐渐出现三种新的学生类型：一是原本对高校升学并不抱有高度期望，也不具备升学所需的学术资质，并且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源也不充裕的学生；二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中的“非自愿”型升学者，他们属于被动升学选择的群体，虽然进入了高校，但对高校教学课程并无兴趣；三是成人学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向普及化迈进的过程中，以上三类学生已经出现。随着学生的多样化，高校教育亟需根本性变革。可以说，L大学作为地方高校不承担精英教育的责任，学生群体中包含了“非自愿”升学者和学业基础薄弱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当学校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时，学生无法完成学校的学业要求，考试作弊就容易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学习投入不足，大学生课下时间热衷经商、兼职打工、沉迷网络，无所事事的也越来越多。多位教师提到学生作业普遍存在抄袭现象，在问卷调查中，61％的同学承认课堂测验作弊频率最高，其次是课程结束考试、必修课期末考试作弊频率为18％，大学英语四六级作弊频率为14％，省计算机水平考试等证书类考试7％。学风与抄袭相关度也呈正相关，相关度为0．012。

一、陪读现象的成因分析

1.从个人方面看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压力过大，学生因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用于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被无形挤占，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生活自理能力缺失，对日常生活不能很好地安排和规划，客观上需要有人对其学习、生活进行照顾。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各方面机能发育还不成熟，自律意识、学习意识较差，在抵御不良诱惑、处理与其他同学的关系上能力相对不足，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父母在校住宿的小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督，很容易因为外界的诱惑或交友不善而误入歧途，耽误学业、影响健康成长，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家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陪读。

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1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原因分析

1.1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福利待遇

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些传统的旧思想不断的遭到淘汰，但是在对待公务员的态度上，从古代到现在，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古代，科举制的实行是选拔国家公务员的主要途径，要想改变平民务农的低微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选拔，才能进入统治阶层。而现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公务员成为了仅有的最具有保障性的职业。古代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严格，不同等级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待遇，具有不同的社会名望，官僚自然居于普通老百姓之上，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对官僚这一阶层的仰视和羡慕的社会心态。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社会中其他成员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务员一般享受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福利，其中很重要的是公务员能享受开支报销、住房补贴、解决户口问题等，这都深深吸引着广大学子，不用担心“下岗”，以人们思想中依然存在的求稳心态来看，公务员依然是他们的第一希望选择的对象。

1.2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虽然我们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不断发展，但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本身就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在这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单位部门有着良好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这些部门享受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先配置，而市场机制要求社会资源必须在市场的机制下调节来配置，从而达到最大的优化利用。显然，政府的权力干预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管理的因素大于服务的因素，这些都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自然导致人们涌向资源丰富集中的地方或者是有权配置这些资源的地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也就某种程度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一些企业在招聘大学生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不合理和违法操作的现象，比如与学生签订不平等的劳动合同，骗取学生的报名费、体检费等，对一些毕业生有歧视行为，不给毕业生上“五险一金”等，这些市场中的负面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选择，种种不确定因素迫使大学生更青睐于公务员这一安全的避风港。

2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对策措施探究

一、“类家庭”概念的特点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体位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一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